全运会每四年举办一次，2005年的全运会在江苏举行。于是，2003年底、2004年初那段时间我们队的小孩们就老往我们学校跑，一个劲儿地劝我复出参加全运会。

　　我没好气地问她们：“你们没病吧？”

　　小孩吐了吐舌头跑了，下次换个来，还是这些话。

　　我离队的时候，和我们队的某些人闹了一些不愉快。队里的小队员偷偷告诉我，当时的教练放话说：“走就走吧！两年之内，我再培养出来更多优秀的球员！”好吧，既然你们这么厉害，就去培养好了。当时我想，自己已经离开这个圈子了，也没必要再过多地纠结这些事了。

　　我们队的人频频来找我，都不见效。最后，教练来过，领导也来过。他们的意思只有一个，就是希望我能归队，回去打全运会。

　　体育界有许多内情，是大家心照不宣的。运动员与教练、领队之间的纠葛，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2001年全运会之前，我们队基本上是教练说了算，运动员基本上没什么话语权。某些领导认为能出成绩80%以上靠的是教练，而看不到这其中也有运动员的个人努力，所以一直对队员采取高压政策，把教练抬得很高。在我进入职业球员生涯后发现，在西方，教练和运动员更多的是服务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主导地位，所以在西方，运动员的个人努力会更体现价值。

　　2001年全运会一共有八个人参赛，四男四女。等打完全运会后，只有一男一女还在队里面，其他人都下队了。因为我们都被伤透了心。如果不是这样，没有运动员愿意在花样年华放下自己苦练的专业早早退役。我们拼着一身伤病，是为了堂堂正正去为集体争这份荣誉。但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法再忍了。和教练实在是相处不来，领导又只听一面之词。俗话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可是领导怎么就这么不在乎运动员的感受呢？

　　我说，你们当时一味抬高教练，不为运动员着想，现在为什么还要回来找运动员呢？你们这种做法太不合适了。为什么我们会下队，你们想过这个原因没有？

　　之前有了那么多不愉快的事情，我好不容易痛下决心离开那个是非圈、伤心地，又岂能因为他们的几番说辞就回去。

　　就这样鸡同鸭讲，僵持了好久，直到孙主任来找我，这件事情才有了转机。

　　孙主任，就是孙晋芳，原来老女排的队长，曾经体坛的风云人物，新上任的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主任在上任网管中心主任之前大约已经暗地里把状况摸清楚了，她问湖北队的教练：“我听说有一个叫李娜的，现在怎么不见了？”

　　我们队的人说：“她在读书。”

　　孙主任说，那就“见一次，谈一次吧”。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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