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与契丹的情报斗争，大宋朝廷一向是宁可杀错，绝不放过的。仁宗时管勾国信所言：‘自今通事殿侍与契丹私相贸易及漏泄机密事者，请以军法论。在驿诸色人犯者，配流海岛。连出使契丹的使臣与与契丹人贸易都要被以军法严惩，何况直接与敌国宰执书信沟通。

　　对于打击契丹间谍，宋廷更是不遗余力，熙宁七年（1074年）二月，“诏：‘五路缘边州军及大城寨居人，依乡村法团社立保甲，更不教阅，专令觉察奸细，告获一人，赏钱三百千，事理重者取旨酬奖。令监司点校、司农寺详定条约以闻。’为了拿捕契丹奸细，宋廷能开出三百贯的巨额悬赏，不是省陌，而是一千文一贯的足陌，比五十万可值钱多了。

　　就算这样，大宋朝廷仍然觉得不够，去岁赵佶令枢密院增加赏格，访闻河北、陕西、河东路日近甚有外界奸细之人伺察本朝事端。’访河北、陕西、河东诸司辖下州军城寨应干巡捕官司及巡防把截使臣等，如能用心缉获，勘鞠得实闻奏，支赏钱一千贯文，白身更与三班借职，官员、将校比类迁转，其知情藏匿过致资给之人，如能告捕得获，与免罪外，亦依此推恩。

　　不仅将赏钱提高到一千贯，而且直接授官，可见大宋朝廷对于契丹奸细查缉之严密。

　　不光是奸细，连宋辽两国之间图书都是严厉禁止的，宋辽虽然和议，但是大宋一如既往地严查有关图文、书籍一类的贸易，不敢有所懈怠，这是因为图书中可能涉及有关国家政治、军事机密情报的内容。苏轼曾道出自己此方面的隐忧:“臣所忧者，文书积于髙丽，而流于契丹，使敌人周知山川崄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

　　朝廷多次下诏：“民以书籍赴缘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这是宋朝以诏令的形式对边关贸易中的书籍流通进行限制。而且范围很广，即“非九经书疏”不能够出境。

　　后来大宋对书籍更加严厉的禁止，为防止夹带，朝廷再次颁布诏令：‘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告者赏缗钱十万。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杖一百。委州县监司、国子监监察。’从之。

　　不光是涉及军机的不能印刷，甚至连戏曲等文字都不允许流入辽国。为此宋廷专门立法，诏：“诸榷场除九经疏外，若卖余书与北客，及诸人私卖与化外人书者，并徒三年，引致者减一等，皆配邻州本城，情重者配千里。许人告捕给赏。着为令。”

　　宋廷对北方如此严防，孔若虚不可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还与辽国宰执大臣私通书信，仅仅用这条，定他个谋叛的大罪都足矣了。

　　赵佶说道：“将此送置勘院吧，依律论罪！”

　　韩忠彦说道：“虽然孔若虚与李俨交通，但是仅从书信来看，并无泄密，而今孔若虚已死，李俨在契丹，无从查证。单单以此定罪，还不太足够啊！”

　　赵佶冷笑道：“若虚李俨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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