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了，然后是贝加尔湖没有了，再然后就是华军直接将手伸向了整个西伯利亚。
能派出五万多人的军队远赴西伯利亚作战，这已经是沙俄国库现在能够支撑的极限了，军队派出去，补给肯定是跟不上的，按照亚历山大二世的设想，这支庞大的军队派上去，肯定要死很多人，死到了两三万人，补给应该就能够勉强应付了。
沙俄的出征士兵，如果知道他们的沙皇是这么想的，不知道该做何感想。
萌总裁在了解沙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也在积极了解华国和萌总裁，以及华军，对比着华军和俄军的优势劣势。
萌总裁和亚历山大二世两个人，也许是世界上最急于知道这次华国和俄国大战结果的两个人了。
与西欧国家逐步废除农奴制不同，也许是迫于贵族的巨大压力，俄国是截然相反的，17-18世纪，农奴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他们完全受控于土地所有者。俄国的土地所有者承担了征税以及为军队招募士兵的义务。
因此庞大的兵役压力便负担在农奴身上。
同时为了便于控制这样军队，俄国统治阶级往往更愿意推行普鲁士的军事制度。
这种制度的缺点就是极大束缚了官兵的主观能动性，这在拿破仑战争时期已经是落后的制度了。
期望俄国兵在担任前哨或进行散兵战时能表现出法国人那样的机灵和德意志人那样的理智，那是要落空的。
俄国兵所需要的是命令，是清楚明白的命令，如果他没有接到命令，那么他可能不退却，但也不会前进，而且不知道该怎样行动。
在1805到1807年的对法战争中，由于战术体制的落后，结果一败涂地。
战后，开始恢复苏沃洛夫的某些打法以及学习拿破仑的新战术，但旧的线式战术思想影响仍然严重存在。1811年颁布的《步兵勤务条例》就是这样一个混合产物，他要求步兵部队学会纵队队形中的战斗动作，同时强调瞄准射击，规定每个连队应有的优秀射手。
这些条例反应了进步的因素，但条令的基本倾向仍是墨守成规，局限于操场操练，搞极其复杂的花架子。1812年战争初期，原苏沃洛夫部将巴格拉齐昂为第二集团军编写的《步兵军官作战教范》，比1811年条例更进一步，它坚决要求士兵实施瞄准射击，第一线射手应成散兵线，教范还讲到纵队攻击，要求利用有利时机主动投入白刃战。教范还指出，在部队训练中不要搞那些华而不实的动作。但是这种思想在全军不占主导地位。
在1812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军队又回到了旧的训练方式。持续的战争和扩军也让兵员素质大为下降，巴克莱德托利也为俄国军队的素质下滑而担忧，他在1810年写道：“比起以前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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