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让这些人等对朝廷、对中央失去敬畏。

　　但是，对于“主弱臣强”，以及“辅臣当政”的局面，却是发自内心的不满。

　　他们未必对天子刘文澎有多忠诚信服，但事实就是，他们能接受一个少年天子指点江山，对他们发号施令，却很难容忍有人“代天”行权。

　　天子的权力，有法理的解释，道统的维护，那是世祖、太宗两代先帝赋予的，年轻也不是那干辅臣恃权傲上、代行国政的理由。而仅仅依靠一道“太宗遗诏”，一个“辅臣身份”，显然无法解释他们辅政以来的所有行为，可以攻讦的地方很多。

　　而这种不满，显然也不可能仅仅出于对皇帝的忠诚，对法统的维护，其中必然会夹杂着一些权力与利益之争。而一旦涉及到这些，那么矛盾、冲突、斗争都是无法规避的。

　　可想而知，在太后移宫之后，大汉帝国内部的争斗并没有停下，反而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还政天子”的呼声，也从年头喊到年尾，从春夏喊到秋冬。

　　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刘暧-张齐贤”为核心的辅臣集团，依旧牢牢地把持着大汉帝国这艘船平稳向前航行。

　　这段旅途，当然不可能风平浪静，甚至波澜起伏，挑战迭出。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问题解决不了，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

　　当然，能够让他们如此把持朝政，也主要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则是皇帝刘文澎相对克制，慕容太后的事给了他相当大的压力与教训，即便心怀诸多不满，也只能暂时忍时待机。

　　同时，在群情相逼之下，“辅臣集团”还是还了一部分权柄与皇帝，政事堂处置的国事都要上呈皇帝批阅，一些事务甚至也能让皇帝决定。

　　只不过一些牵涉重大的问题，皇帝还是没有拍板权就是了。但有这么一层妥协在，就还能得一夕之安宁，刘暧等人，也终究不敢真正的、彻底地“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是要遭群起围攻的。

　　至于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则在于“辅臣集团”毕竟没有明目张胆地犯上作乱，欺君僭越，又有太宗遗照的背书。同时，他们掌握的实权，通过体制运转建立的威势，足够牢牢地压制住内外的异声，那些反对者，即便不乏影响重大者，但在形成合力以前，是很难动摇“刘张”辅政集团的。

　　同样的，这样一套“辅政模式”，也注定难以长久。首先还是辅臣集团内部的问题，辅臣之间，贵庶之间，以及刘暧与众臣之间，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调合的。

　　其二则在于，反对者们之所以难以对刘暧等人造成真正的威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无法形成合力，而在大汉帝国内部，真正能够整合起众人，挑战乃至推翻辅臣当政格局的，有且只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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