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孟子转述了许行的话说：

　　“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

　　滕文公确实是个不错的君主，可惜他不懂道理。真正贤明的君王应该与百姓一起种地，亲自烧火做饭，同时治理国家。

　　这种思想带有很强的古朴农业文明的气息，在上古尧舜时期，部落首领还是通过禅让来继承。

　　当时的首领都是带头参与劳动，获得较高声望才会被推举为首领的，比如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经历。

　　而我国自古又是古老的农业社会，百姓依托农业而生活，所以农家认为君王也应当与百姓一样，以身作则参与农业生产，带动百姓生产积极性，如此才是真正的贤明。

　　这种“与民共耕”的亲民思路似乎与儒家“贵民”的思想十分相近，但孟子却并不认可。

　　他连续提出反问：“许先生一定要先织布才穿衣服、戴帽子吗？许先生做饭用的锅和陶具是自己制作的吗？许先生用的农具是自己打造的吗？”

　　并以此三问来引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的朴素原始的社会分工观点。

　　用现代的视角来看，虽然孟子将人分为“劳心者”与“劳力者”的说法存在封建性，但相比农家思想，他洞察到了社会分工的出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

　　社会分工的出现伴随产生了“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治”与“被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诞生其实就是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和百姓之间矛盾对立的出现。

　　这种矛盾对立伴随社会生产力发展而诞生，同时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而也正是因为这种矛盾日益尖锐和凸显，才促生了诸子百家纷纷出来提出想法，以寻求解决之道的百花齐放之势。

　　针对这一矛盾，农家提出让“劳心者”参与“劳力”以消减矛盾的对立性；

　　儒家则承认“劳心者”与“劳力者”的对立性，提出让“劳心者”对“劳力者”施以“仁政”，让“劳心者”如同父母对待孩子一样对待“劳力者”的解决方案，从而达到缓和对立双方的矛盾的效果，这是对于“治”的全面阐释。

　　而杨朱、墨翟学派从根本上否认“心”与“力”的对立性，不认为二者存在矛盾，“劳心”与“劳力”都不过一样的“劳”，没有区别。

　　只不过二者在如何“劳”，为谁而“劳”上走向了两个极端，进而产生了区分。

　　至于纵横家，似乎完全服务于“劳心者”，只求巩固“劳心者”的力量来实现偏向矛盾一方的“压倒性倾塌”，但矛盾之所以为矛盾，正是因为两边实力的对等，此等行为只能加大矛盾的尖锐性。

　　所以纵横派终归如孟子所言乃是“小人之道”也，缺乏统摄天下的宏大视角，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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